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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来的中国分析哲学研究:问题与挑战

  2021年曲靖师范学院省外录取公示(一分析哲学是以语言分析为主要工作内容、以澄清思想和说理论证为主要工作任务、在20世纪英美哲学占主导地位的一种哲学思潮。20世纪初,随着罗素的来华访问和维也纳学派思想的传入以及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一书的翻译出版,分析哲学的思想在中国逐渐得到传播。1949年之后的30年中,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分析哲学随同其他西方哲学思想一道,被冠之以“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哲学”而遭到严厉的政治批判,国内哲学界对分析哲学的态度基本上是三缄其口,避而远之。直到改革开放之后,国内的分析哲学研究才得以恢复。经过40年的发展,分析哲学在中国学术界如今已经成为一种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思想方法和哲学研究的重要手段。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分析哲学专业委员会主办的全国分析哲学学术研讨会至今已经召开了十届,《中国分析哲学》文集也出版了五卷册,这些都反映了分析哲学在当今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成果。

  在本文中,通过考察40年来分析哲学在中国的研究情况,我会重新评价分析哲学对中国当代哲学研究的价值,给出中国分析哲学研究的主要问题、研究路径以及存在的困难。最后,我将对分析哲学在中国当代哲学研究中面临的挑战做出一些分析。

  1978年在安徽芜湖举行的全国外国哲学史学术研讨会,是改革开放后举行的第一次全国性外国哲学学术会议,在我国的外国哲学研究领域具有拨乱反正的重要作用。1979年在山西太原举行的全国现代外国哲学学术研讨会,则是彻底清算以往对现代外国哲学的政治批判态度,推动现代外国哲学研究走上了学术自主的道路。这些重要的历史事件直接开启了分析哲学在中国的重新传播,也引领了以分析哲学为导向的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在中国哲学界的全面复兴。

  20世纪初西方哲学传入中国,最初就是通过罗素的新实在论和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杜威的哲学和罗素的哲学被当时的中国人看作是‘科学的哲学’,受到了先进的中国学人的热烈而隆重的欢迎,引起了人们认真的学习和热烈的讨论,他们的哲学思想在当时形成了一种热潮。”[1]这个热潮的直接后果就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思想界出现的“科学与玄学之战”。1978年之后,西方哲学重新引入,首先在国内哲学界掀起第二波热潮的还是分析哲学。张岱年和蒙培元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这样写道:

  在西方哲学中占主流地位的分析哲学和科学哲学,已有不少著作被翻译过来,比如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的学说、波普尔的“证伪”学说以及“三个世界”的学说、库恩的“范式”学说等等,也逐渐为人们所熟悉。对于西方哲学中的语言分析、现代逻辑以及逻辑哲学等问题,也有人进行研究。[2]

  这的确反映了当时哲学界的线年代,在中国哲学界广泛传播的西方哲学思潮主要是以科学哲学、维也纳学派哲学、波普尔哲学等为代表的分析哲学思想,其主要原因是,“科学的分析方法、理性的科学态度、自由的批判精神,分析哲学的所有这些特征都对当时正处于拨乱反正的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在广大青年学生乃至整个社会产生了很大影响。”[3]90年代后,学术界对分析哲学的关注虽然有所减弱,但研究者们的工作并没有停止,而是在前一阶段的基础上有所深入,取得了更多的成果。

  首先是对分析哲学的介绍更为全面,除了人们所熟知的罗素哲学和维也纳学派之外,更多地介绍和分析了弗雷格哲学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涌现出的英美分析哲学,如斯特劳森、蒯因、普特南、达米特、戴维森等,并注意跟踪研究分析哲学的最新发展。例如,王路翻译出版了弗雷格的主要著作,贺绍甲重译了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李步楼重译了《哲学研究》,陈启伟翻译了罗素的《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和卡尔纳普的《世界的逻辑构造》,杨音莱翻译了塞尔的《心、脑与科学》,牟博编译了戴维森的《真理、意义、行动与事件》,李小兵翻译了普特南的《历史、理性与真理》,童世骏等翻译了普特南的《实在论与理性》,王路翻译了蒯因的《真之追求》等等。

  其次是国内哲学界对分析哲学的重新关注,不是停留在简单的介绍和翻译上,而是开始注重对学术思想之间理论联系的分析以及对他们所提出问题的历史考察,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观点。如徐友渔的《哥白尼式的革命》、王路的《走进分析哲学》、韩林合的《维特根斯坦哲学之路》、陈波的《奎因哲学研究》以及我的《维特根斯坦:一种后哲学的文化》等等,都是90年代出版的分析哲学研究领域的代表性著作,反映了国内哲学界对西方分析哲学家思想研究的重要成果。

  再次是国内哲学界逐步开展与国际分析哲学界的交往和交流。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学者曾多次参加世界哲学大会、国际维特根斯坦哲学研讨会以及“逻辑、科学与方法论”国际会议等,并在大会上作专题报告和发言,阐发了中国学者在分析哲学领域的主要观点。同时,国内哲学界也举办了多次国际性的科学哲学和分析哲学研讨会,如1992年召开的“科学哲学中的实在论与反实在论国际研讨会”、1994年召开的“洪谦与维也纳学派国际研讨会”等,国际著名的荷兰克鲁维尔出版社1996年出版了1992年的会议文集,中国学者的论文占全书的三分之一以上。1988年成立的中英暑期哲学学院,也是以讨论分析哲学家思想为主的教学机构,在中外哲学交流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最后是开始注重把分析哲学的方法运用到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中,并在这方面举行了专门的研讨会,发表了许多对中国传统哲学和当代哲学研究非常有价值的观点,如1999年在昆明举行的“全国分析哲学与中国哲学研讨会”上,大多数研究者都承认分析哲学方法对中国哲学具有重要意义。但同时,研究者们也清楚地认识到,分析的方法并不是一种拷问和批判别人的武器,而是可以与其他哲学方法和风格融合在一起的一种方法。而且,在中国哲学研究中运用分析的方法,关键是要理解中国哲学自身的内涵和价值。分析哲学方法在中国哲学中的运用,一方面要看到,分析的方法只是一种方法和工具,而不是用分析哲学取代当代中国哲学;另一方面还要意识到,中国哲学中无法逻辑化的东西并不意味着没有意义,而且要把中国哲学完全逻辑化也是不可能的。这就要避免把分析方法作为一种教条化的框架和准则来冲击或批判中国哲学,否则就会导致对中国哲学的消解。

  此外,陈波和我还分别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发表文章,讨论了分析哲学对中国哲学研究的价值。在《分析哲学的价值》(1997)一文中,陈波指出:对于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家来说,分析哲学中最有价值的就是贯穿其全部工作中的理性精神,具体表现为关注语言、尊重科学、运用现代逻辑、拒斥终极真理。他说:“这些品质和信念是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家所最需要的,因此是我们必须严肃对待并认线]我则在《分析哲学在中国》(2000)一文中指出:分析方法对中国传统哲学研究的意义主要表现在,规范中国传统哲学研究的基本领域,制定研究者们可以公认的研究准则和标准;运用现代逻辑,辨析概念的意义;弘扬科学的理性精神,摈弃无法证实的“心心相传”等[5]。

  所有这些表明,我国学者对分析哲学的研究兴趣,不仅来自对分析哲学本身的关注,由此形成对当代哲学的重新理解,更是来自对分析方法如何用于中国哲学研究的强烈责任感,由此反思中国哲学研究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的出路。这就使得中国的分析哲学研究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双重任务:一方面是通过对分析哲学本身的研究,加深我们对哲学性质的全新理解。这里的分析哲学研究又是以两种形式出现的:一是对西方分析哲学发展历史的研究,如对分析哲学家思想的研究和对分析哲学运动的历史考察;二是运用哲学分析的方法,对分析哲学提出的哲学问题给与重新论证和解释。另一方面则是从中国哲学的角度对分析哲学的价值作出阐述,力图为中国哲学研究提供更为有效的论证武器。这种研究也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借鉴分析哲学方法对中国传统哲学问题给出概念分析和逻辑重建,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哲学传统的内在逻辑;二是对分析哲学家们提出的重要问题给出中国哲学式的解读,提出中国哲学的思想实验。显然,中国学者在分析哲学研究中的确肩负了双重责任。正是在这样的责任面前,40年来,中国学者的分析哲学研究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研究问题和研究方法,当然也存在自身的困难和问题。反省这些问题,就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分析哲学研究在当代中国哲学中的位置,也有助于我们在一个重要方面推进当代中国哲学的研究工作。

  2001年,陈波教授主编出版了大型文集《分析哲学——回顾与反省》,收录了西方哲学家论分析哲学的代表性文章或著作篇章14篇,中国哲学家论分析哲学的代表性文章31篇,基本反映了当时国内哲学界在分析哲学研究领域取得的主要成果。2018年,在陈波教授的邀请下,我们共同主编该文集的第二版,补充了两篇西方哲学家的文章和著作篇章,中国学者的论文则增加到44篇,更为全面地反映了国内哲学界在分析哲学研究领域的成果。此外,从2009年开始,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分析哲学专业委员会组织编辑出版了系列文集《中国分析哲学》,发表了大量国内学者的研究论文,包括历年全国分析哲学研讨会的优秀论文,也代表了国内分析哲学研究领域的较高水平。进入21世纪后,国内学者在分析哲学研究领域也出版了不少研究专著,从分析哲学的早期阶段到当代发展,从对重要哲学家的人物研究到一些重要哲学问题的专题研究,也反映了国内哲学界的研究进展。从这些研究成果中,我们可以大致看出40年来中国分析哲学研究的主要问题和研究路径。

  首先,学者们对分析哲学的早期阶段给予了特别关注,对弗雷格、罗素、维特根斯坦和维也纳学派的哲学做了深入系统的分析工作,对他们的工作意义几乎都提出了一些批评性意见。例如,在《弗雷格关于意义和意谓的理论》一文中,王路认为:弗雷格的思想主要是从逻辑学出发考虑抽象实体的性质,他的研究方法也主要是逻辑的,但他的研究成果则为当代哲学普遍接受,这说明逻辑研究对于哲学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6]。关于罗素哲学研究,学者们也给与了不少关注,对罗素关于布莱德雷否定关系的批评和罗素在“语言转向”中的作用,以及罗素哲学在中国的影响等问题,学者们都提出了不少有见地的新观点。例如,陈启伟在评论罗素对布莱德雷否定关系的批评时指出:“罗素以所谓‘关系不可能说’攻击布莱德雷否定关系的实在性,不仅是对布氏的一个误解乃至曲解,而且是将自身的理论弱点推上审判台的自我行为(当然是不自觉的),或者用一句通俗的话说,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7]徐友渔在评价现代哲学中的“语言转向”之意义时则认为: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等人提出的通过分析语言结构而了解世界结构的思想,不过是重复了以往哲学唯心论的做法,即认为世界将随着我们的思想或认识的改变而改变。关于罗素哲学在中国的影响,胡军通过分析罗素在华哲学演讲的内容,指出罗素当时的思想已经放弃了早年实在论立场,转向了中立一元论,并强调了逻辑分析方法对哲学研究的关键性作用。中国现代早期哲学家金岳霖、冯友兰、张岱年等人都接受了罗素早年的实在论思想影响,但他们并没有完全照搬罗素的思想,而是有所取舍,努力将罗素思想与中国原有的哲学思想结合起来,从而创建了中国哲学的思想体系。如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和金岳霖的知识论研究等,在当今世界哲学范围内也是具有独创性意义的工作成果。

  当然,对早期分析哲学研究最多的还是对维也纳学派的哲学和维特根斯坦思想的研究成果。洪谦先生对维也纳学派思想的重新评价,开启了新时期分析哲学研究的最高起点,也成为中国哲学家在分析哲学研究领域融入国际对话的重要起点。他的《关于逻辑经验主义——我的个人见解》一文,对维也纳学派思想的历史背景、思想来源、主要人物、思想特征等都作了非常全面的分析,提出了许多重要观点。例如,他指出:维也纳学派是在马赫哲学的基础上,借助于现代物理学、数学和逻辑学的发展,创立的一种新的实证主义哲学,即逻辑实证主义(或逻辑经验主义);他还把自己的导师石里克的思想分为“前维特根斯坦时期”和“后维特根斯坦时期”;他认为,卡尔·波普尔对逻辑实证主义的谋杀并没有得逞,因为他提供的武器即证伪理论本身并不足以取消科学命题的可确定性。最后,他指出:维也纳学派初创以来已经半个多世纪,但后来的发展已经改变了其最初的样子,这些发展主要表现在:意义概念的提出、从句法分析转向了语义分析、可证实性定义的改变、可能性概念的提出和归纳逻辑的建立、对物理主义和统一科学理论的保留和疏远、对经验主义的调整、限定和修正等等。这些表明,维也纳学派的思想并没有完全过时,而且还大有重返之势[8]。洪谦先生在20世纪80-90年代发表于国际著名刊物《认识》(Erkenntnis)、《综合》(Sythnese)、《理性》(Ratio)等上面的数篇文章,都是对维也纳学派和石里克思想的权威解释和重新评价,在国际哲学界引起了高度重视,被称为“哲学史上一个历史阶段的见证人和正直诚实的导师”[9]。

  以江天骥、涂纪亮和洪汉鼎等为代表的老一辈学者,以赵敦华、陈嘉映、韩林合和我为代表的中青年学者,和以冼景炬、方万全为代表的港台学者等,更多地关注的是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既包括了他的前期思想,也包括了他的后期思想,以及他的思想与近代西方哲学、维也纳学派、日常语言学派等不同哲学流派之间的关系。江天骥在题为《知识、语言和行动——维特根斯坦与近代西方哲学的困境》一文中认为:维特根斯坦主张目的性行动在科学知识之先,这个观点是对西方自亚里士多德到康德的主流哲学的挑战,实现这一挑战是把主张科学知识先于行动的传统认识论的优先次序倒转过来。他指出:“如果说康德是最后一位‘意识哲学’或‘主体性哲学’的大师,那么维特根斯坦便是最先倡导行动哲学的伟大哲学家。”[10]涂纪亮通过分析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观,认为后期维特根斯坦的思想提出了两次否定:第一次是对他之前的或者是分析哲学诞生之前的传统哲学观点的批判和否定,第二次是对他前期哲学的批判和否定。“这两次否定在理论上都具有重大意义。因此,深入考察维特根斯坦在前期和后期哲学思想的演变过程,分析他的前期哲学思想和后期哲学思想之间的区别和联系,考察他的哲学思想在现代西方哲学中的地位和影响,这项工作无论如何是有价值的。”[11]洪汉鼎特别考察了《逻辑哲学论》对维也纳学派的思想影响,同时揭示了前期维特根斯坦哲学与维也纳学派思想之间的重要区别。通过分析论证,他得出这样的结论:“虽然《逻辑哲学论》对维也纳学派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但是维也纳学派的证实原则却不是《逻辑哲学论》的意义理论。《逻辑哲学论》的语言图像论虽然强调了语言的描述功能,但它本身并不是一个关于意义的经验主义证实理论。”[12]这个观点对国内哲学界正确理解早期维特根斯坦思想与维也纳学派思想的关系,以及维特根斯坦思想转变时期的变化等,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正是在洪汉鼎这个工作的基础上,我在2009年发表文章指出:维也纳学派对维特根斯坦思想的继承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具有决定性,相反,维特根斯坦却是在其思想转折时期通过与维也纳学派成员的对话,逐渐改变了自己的前期思想[13]。

  其次,学者们对分析哲学家们的思想关系也给予了很多的关注,特别是对早期分析哲学家的思想继承和发展给予了极大重视。邱仁宗对卡尔·波普尔思想的解读独具特色。他着重考察了波普尔对卡尔·马克思思想的批评,指出波普尔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批判是欠公允的。他认为:我们可以争辩社会科学研究中是否有规律可循,但“不能否认马克思主义者确实主张像自然科学一样,社会科学中有普遍规律”。这就意味着,我们不能用自己所不赞成的观点去否认马克思主义者中的确存在的观点。不仅如此,邱仁宗还指出:虽然波普尔在反对乌托邦和极权主义等问题上有不少真知灼见,但在关于经济决定论问题上,波普尔则是误读了马克思的思想。他认为:“波普尔对马克思理论的描绘是简单化的。马克思更清楚地看到了其他学者看不到的东西,即经济因素的特殊作用,正是马克思的功绩,而不是他的错误。……所有基于社会主义实践的挫折而摈斥马克思的理论为胡说或伪科学的试图,都忽视了马克思在我们关于人类和社会的思维重新定向中的重要作用。”[14]这篇文章最初是以英文首发在由加福戈鲁(Kostas Gavroglu)、斯塔切尔(John Stachel)和瓦托夫斯基(Marx W. Wartofsky)等人编辑的文集《科学、政治和社会实践》中,这表明该文得到了国际哲学界的高度关注,也引起了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学者的讨论[15]。台湾著名学者林正弘在《论波普尔的基本陈述句》一文中则对波普尔的观点给出了详尽分析,指出了这个观点存在的困难,并提出了自己尝试解决这些困难的方案。林正弘详细阐述了基本陈述句在波普尔科学哲学中扮演的三种主要角色,指出了这些角色所发挥的作用在于连接了理论与经验之间的关系。他通过对基本陈述句的六种特色分析,得到了对波普尔关于基本陈述句定义的确定理解,即“基本陈述句是叙说某一可观察事象发生于某一特定的个别时空范围之内的语句”[16]。但同时,林正弘也指出了波普尔在论述基本陈述句的条件时引发的难题。例如,一个连言条件无法用一个单一存在陈述句来表达;他一方面要求基本陈述句为潜在否定,另一方面又要潜在否定者由较为简单的基本陈述句构成,这两个条件却无法同时得到满足。而且,他提出的对基本陈述句的建构规则也很混乱,无法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对此,林正弘提出了他的新的建构原则,即BS1和BS2。所谓BS1是指:“一个陈述句,若其所含个体常元或确定描述词所指称的个体为大小适中,可以观察到的物体,而其述词所描述的情况是在相当狭小的时空范围之内,一般观察者对是否有该情况产生,容易取得一致认定,则该陈述句为BS1。”所谓BS2是指:“一个陈述句要成为BS2之充分必要条件是:既非逻辑真亦非逻辑假,且与具有如下形式的陈述句等值:(Φ1.Φ2.…….Φn .~),其中 n ≥ 1 ,而Φ1,Φ2,……,Φn,均为BS1。”[17]这样,我们就可以避免波普尔论证中的困境,更好地说明潜在否定者的问题了。

  其实,国内学者对分析哲学家们工作的批评还表现在他们对早期分析哲学家们思想关系的评论上,特别是对卡尔纳普、塔斯基、蒯因以及克里普克等人的工作,学者们提出了许多有建设性的观点,这些观点在国际哲学界也开始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刘晓力在《哥德尔对卡尔纳普的批判》一文中,借用哥德尔的视角分析了卡尔纳普思想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对卡尔纳普以及整个维也纳学派的语言约定论和唯名论的批判,指出语言约定论的任何哲学断言都是站不住脚的,而且,数学的语法方案是真正无内容的。虽然这些批判主要来自哥德尔,但刘晓力所提供的历史资料帮助国内哲学界更为全面地了解哥德尔与维也纳学派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权威意义[18]。对塔斯基思想的批判性考察也是国内学者非常重视的工作之一。这主要是从逻辑上对他的语义学的真概念的重新分析,并力图根据他的思想作出重新建构。在这方面,陈晓平做了较为系统的工作。首先,他在《对塔斯基“真”理论的批评与重建》一文中,对这个理论的正确性和错误性都作了分析,并提出了自己的新的真之理论。他提出:将T等式中的加引号的P换成X是不必要的,因为这完全是混淆了名称的语法和语义的结果;同时,用“满足”来定义“真”也是不必要的,因为这是用语法上的优点来弥补语义上的缺点,这是一种舍本逐末的做法[19]。其次,陈晓平在他的专著《贝叶斯方法与科学合理性》中,从回答休谟问题入手,对塔斯基的思想也提出了批评。此外,他围绕塔斯基的思想,对真之符合论、多元论、收缩论、膨胀论等各类真之理论,都给予了详细讨论,在国内哲学界和逻辑学界形成了一阵分析的清风,推动了国内对分析哲学以及相关哲学基础问题的讨论。对蒯因和克里普克思想的批评意见主要来自陈波、张家龙和叶闯。陈波出版于1998年的《奎因哲学研究:从逻辑和语言的观点看》系统讨论了蒯因哲学的主要内容,其中不乏对他的哲学思想的批评意见。他发表于2000年的论文《蒯因的“两个教条”及其影响》则从蒯因的实用主义哲学精神出发,认为他的思想直接导致了以逻辑实证主义为代表的分析哲学的消亡[20]。陈波对克里普克的批评主要针对的是他的先验偶然真理与后验必然真理的区分。陈波在其长文《存在“先验偶然命题”和“后验必然命题”吗——对克里普克知识论的批评》中指出:克里普克只强调了“必然性”和“先验性”这两个概念的区别,几乎没有说明它们之间的联系。通过对“必然性”这个概念的重新考察,可以发现克里普克把从言模态和从物模态都归为形而上学模态。通过对“先验性”这个概念的重新考察,可以发现这种“定义”或者“规定”的先验性是先前认识结果的总结,也需要经验的根据。通过对克里普克所举证的那些命题的详细分析,可以发现这些命题都不是“先验偶然命题”或“后验必然命题”的适当例证。所以,陈波认为:克里普克的“先验偶然命题”和“后验必然命题”均不存在,存在的只是后验偶然命题[21]。他的这个批评意见也通过他的几篇英文文章的发表而得到了国际传播,在国际哲学界引起了关注。张家龙的工作主要针对的是克里普克的本质主义观点。他在回应蒯因对本质主义的批评时借用克里普克的观点捍卫本质主义,但也指出了克里普克本质主义存在的问题。他认为:克里普克的问题在于他没有讨论社会种类的本质;而且,克里普克在考察个体本体的时候,也没有区分自然个体和社会个体,把社会个体的个人例证与自然个体混为一谈,把个体的自然起源作为它们的本质[22]。叶闯在《克里普克语言理论再思考:语义值的刻画与指称的确定》一文中对克里普克的语言理论对指称性的语言表达式问题给出的回答提出了挑战,由此明确了他的指称因果理论的真正基础。他认为:克里普克的语义值理论(即WSt)是一种指称理论,由此确定了他的形而上学理论基础,而他的命名理论(即HSt)则是一种因果链条理论,由此得到他的语言共同体理论。在他的这两种理论之间,他的形而上学无法推出语义学,从他的语义学也无法推出关于语言交流的指称理论。克里普克的言语交流指称理论是由指称的因果理论单独完成的。所以,“WSt和HSt不是一个统一理论的两个密切相关的部分,也不存在由WSt导出HSt的逻辑通道。”[23]

  再次,学者们对分析哲学中提出的重要哲学问题也做出了自己的分析,表现出中国学者在分析哲学研究领域的独特视角。他们主要围绕如下问题展开自己的论证:专名和摹状词理论、行动与信念、抽象与具体事物、规范性问题与自然主义等。

  专名和摹状词的关系是分析哲学研究中的基础问题,因为它们是早期分析哲学的重要部分,也是意义理论讨论中的基础部分。早在学者们介绍早期分析哲学家如弗雷格、罗素和早期维特根斯坦的工作时,他们就对这些哲学家们的思想给出了自己的评价。这些观点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专名与摹状词的区分,被看作是经验主义与逻辑主义结合的结果,这明显体现在罗素的思想之中。罗素的《论指示》一文被奉为哲学分析方法运用的典范,但他在文章中提出的这个区分也遭到不少哲学家的批评。主要批评意见在于,罗素对专名的最大程度的限制和对摹状词的分析,导致了他的经验主义与逻辑主义之间的矛盾,而不是相互结合,因为唯一存在的逻辑专名并没有在熟知经验中发挥作用。第二,对专名和摹状词的讨论是意义理论中的重要部分,但罗素的区分似乎并没有在维特根斯坦的思想中得到继承,也没有在后来的分析哲学家思想中得到继承。这就导致罗素的观点仅仅停留在他个人的理解方式上,而不是分析哲学家们共同接受的方式。第三,罗素对专名和摹状词的区分更多地从逻辑的观点讨论名称与对象之间的关系,但没有直接对我们经验中的对象提出具体的说明。由于罗素的经验主义立场,他对逻辑上的专名和摹状词的处理也是不彻底的,不完全的。因而,这个理论本身对我们理解语言意义似乎并没有提供更多的帮助。陈嘉明在《专名、摹状词与葛梯尔问题》一文中指出:专名与摹状词的关系表现在它们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一方面,专名的涵义是潜在的,隐而未显的,其涵义是通过摹状词来展现的。因此,将专名与摹状词割裂开来的观点是不可取的。但另一方面,专名与摹状词不同,后者的涵义可能会更广些,指称的对象可能会更多些,如葛梯尔反例中的‘那个将得到工作的人’。”[24]这种对专名与摹状词关系的知识论的处理方式,为我们更加清楚地理解这种关系提供了有力的视角。

  围绕行动与信念关系的讨论,主要来自唐热风的工作。她早在2010年发表的《概念论与新的所与神话》一文中,就对麦克道尔提倡的概念论观点提出了批评,认为概念论的不彻底性在于没有解释行为活动的概念特征。她提出,经验概念不仅是概念的,而且是信念的[25]。在发表于2016年的《意向行动与信念》中,她把信念论推广到了行动领域,认为行动不仅是概念的,而且也是信念的。她把这种解释称作“行动信念论”。她指出:这个解释具有两个方面的涵义。“一方面,信念作为意向行动的理由必在行动之中。另一方面,意向行动的实施中亦包含关于主体自身及其所处环境的即时信念。”[26]这种对概念论的强立场,在陈亚军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阐发。他通过对理性主义与实践主义围绕知行关系问题看似对立的理论的考察,提出一种第三条路径,即理性实践主义的道路。他赞同麦克道尔的概念论解释,并把这种概念论看作是这种理性实践主义的最好代表[27]。

  关于抽象与具体事物之间的区分问题,是由台湾学者王文方提出的讨论内容。他在《形上学》一书中对霍夫曼(J. Hoffman)和罗森克兰兹(G. Rosenkrantz)关于抽象/具体事物的区分方式提出了批评,认为他们提出的这些区分并非如他们所认为的那样是没有问题的。由此,他进一步指出:我们之所以无法找到这样一个可信的区分方式,是因为“我们对该区分所拥有的任何直觉,乃是许多不等价与/或含混的区分相互混淆的结果”。最后,他指出:抽象/具体事物的区分本身其实并不具有任何哲学上的重要性,因而是一个可以不必深究的问题[28]。应当说,对分析的形而上学的讨论,是国内分析哲学研究中的薄弱环节。虽然早在2003年,韩林合就出版了《分析的形而上学》一书,对当代形而上学的重要问题都给予了讨论,但由于其中涉及的内容对国内哲学界都很陌生,讨论方式也与传统形而上学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分析的形而上学问题研究似乎始终没有成为分析哲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涉及到相关问题的讨论,主要出现在对斯特劳森的描述形而上学的介绍和对蒯因的本体论承诺的分析之中。但这些研究并没有构成国内分析哲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关于规范性和自然主义的讨论,国内学者主要是在规范性问题上提出了一些自己的观点,而对自然主义的推崇则成为国内研究的一个亮点。规范性问题是近年来西方分析哲学研究领域讨论非常热烈的话题,国内学者在参与到这个讨论的过程中,批评了其中的一些主要观点,例如,内在主义与外在主义之争中提出的各种不同的规范性概念,包括判断内在主义、意志内在主义、动机内在主义、动机外在主义等等。刘松青和韩东晖在《规范性的本质与规范判断内在主义》一文中对规范判断内在主义的观点提出了批评性的修正,指出:“‘某人应该做某事’这样的规范判断与作出判断的主体、作出判断的时机以及具体情形相关联,它不仅是一个语义学问题,还涉及认知和实践。因此,我们需要反思是什么使得关于‘我应该做某事’的规范判断成为正确的推理,也需要知道这种判断何以能够促发我们的行动。”同时,“从融合内外的视角来看,关于规范性本质的说明,不仅需要我们对世界的探究,也需要我们内在的反思;融合的视角在说明规范性的本质上有望成为一种较好的替代性方案。”[29]香港学者郑宇健在《规范性的三元结构》一文中则提出了规范性的三种基本功能,即命令性、诠释性和构成性。他认为,这三种功能之间的相关性和内在联系可以彰显它们可以合法地被称作规范性形态,而每一种形态的独特性可以证明它们作为相对独立的规范性形态的合理性。他提出了一种自然主义进化论框架内的非还原主义或历时整体主义的解释进路,“在此进路中,不但作为自然进化产物的心灵功能可由逐次递进的构成规范性操作予以自然化;同时,作为客观进化机制一部分的达尔文式外在理由,也通过大自然‘筛选’出的理性动物(及其社会话语实践)的诠释性意向视角‘回溯性’地奠定其(泛)理性地位,从而获得认识论和语义学上的内容客观性。”[30]国内学者对自然主义的推崇,不仅表现在对规范性的解释之中,也表现在对数学哲学的解释之中,其中,叶峰是主要代表。他在《一种物理主义的数学哲学》一文中明确地把物理主义定义为自然主义的一种具体形式,并将其作为自己数学哲学研究的哲学基础[31]。他的工作在国内学术界引起了较大的关注,主要是因为其彻底的自然主义(物理主义)立场。同时,他的工作也在国际上引起了一定的反响,他在2013年清华大学逻辑学国际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一种自然主义的数学哲学导引》得到了很好的评价。他在国际著名哲学刊物《综合》、《中国哲学前沿》等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也得到了很广泛的关注。

  最后,作为我国分析哲学研究中最为重要的成果,是学者们运用哲学分析方法对中国传统哲学进行的分析工作,提出了许多富有创见性的观点。这些学者包括了大陆、港台和海外华人学者。他们共同努力,逐渐形成了分析哲学中的一只“中土异军”(周柏乔语)。刘靖贤在《濠梁之辩的共鸣解释》一文中对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濠梁之辩提出了新的解释。他认为,现有的解释路径,即逻辑进路和哲学进路都无法完整地理解这个争辩的过程和结论。他尝试把这场争辩的“论证过程和最终结论衔接起来,把理性的辩论与全息的情景结合起来,从而实现濠梁之辩文本本身的整体融贯解释。”他把这种解释路径称作是对现有的两种解释路径的“视域交融”[32]。周柏乔在《分析哲学的一支中土异军》中以洪谦、金岳霖、沈有鼎、王浩为例,分析了中国哲学家在分析哲学领域作出的贡献。他认为,洪谦的贡献在于对知识来源的说明上,弥补了石里克和蒯因在知识基础问题上限于观察句的经验说明的做法,提出需要从断定与经验之间的因果关系出发,观察句能否得到确证虽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断定,但也取决于科学工作者为观察句所设计出来的公共验证标准。金岳霖则是在知识的推理原则上提出了一种新的确证方法,试图用逻辑本身的形式规则去为经验上的不完备性提供一种说明。同样,沈有鼎也试图用初基演算说明一阶谓词逻辑和模态逻辑的共同基础,由此解释了逻辑上的不完全的结果在逻辑上说不可能的,这两个逻辑具备了完全性,它们是同质的澳门精准四肖四码资料而王浩则是反对蒯因哲学中的实用主义倾向,提出这样的一个观点:“数学和逻辑决定了我们用哪些语言来表述,而不是让语言决定我们所可能有的数学和逻辑。”这些体现在王浩的集合论思想中[33]。

  旅美华人哲学家成中英对中国哲学中的语言和本体论问题做了大量讨论,发表了许多论著,引起了包括西方学者在内的分析哲学家们的关注和讨论。例如,他在《古代中国的语言哲学:逻辑与本体论》一文中就提出了对中国哲学中的语言问题和本体论问题的探索。他认为:汉语就根本上而言是不同于印欧语系的语言,这种差异使得两者在审查、分析乃至系统化地陈述本体论问题之方式和可能性上呈现出不同。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差异甚至还可能直接制约着本体论问题如何得以提出以及怎样予以解决。中国古代本体论运用汉语得以系统陈述,并依照中国哲学的兴趣和倾向性而加以归类。这些兴趣和倾向性如何既保持相互区别又形成有机整体,亦即使有关本体论问题的理论和观点相互联系,绝非仅仅是一个重要的历史问题,而且还是一个逻辑后承问题。他提出,“中国哲学是一种基于对现实有着独特体验和领悟的特殊哲学,这一点或许使得它对待表达思想、谈说论辩以及彼此沟通有着一种确定的态度。进而,中国哲学可能由此包含一种有关下列问题的独特观点:语言、语言的用途以及性质(指它在表达指示对象和本体论线]台湾学者方万全通过反驳香港学者陈汉生的观点,讨论了先秦哲学中的真理概念,认为中国古代哲学虽然没有使用真理概念和认识概念,但都处理了这些概念内容,不过是以语境依赖的方式。应当说,先秦哲学家们是具有命题性的信念和真理概念的,也就是具有命题知识的。这就反驳了陈汉生关于先秦哲学中没有线]。香港学者冯耀明多年来尝试用分析哲学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发表了许多论著,也得到了学界的普遍关注。他在《超越内在的迷思——从分析哲学观点看当代新儒家》一书中,把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庄周梦蝶”解释为一种思想实验,并认为这个实验与塞拉斯的“所与的神话”、戴维森的“内容与概念构架之区分”的教条有类似的洞见。他指出,知识问题并不是庄子所关心的,他所追求的毋宁是心灵的解放(“悬解”)。他要追求“物我两忘”、“道通为一”的精神境界,进入“逍遥无待”、“游心德和”的真实理地,必须放弃智性的执着、对待的观点。庄周与胡蝶之“有分”,在于“有辨”;“去智”(去辨)则可以“离形”(不分)。以为有一个客观的对象赤裸裸地摆在那里,等待有分有辨的智性语言或概念去指涉它,庄子认为只是“成心”、“机心”的智障。由于“道行之而成,物谓之而然”,“物化”只不过是“谓之而然”者之转化,亦即是“在观点下的事物”之转化,而不是赤裸裸地摆在那里的“东西”在变化[36]。这些研究对于我们深入理解中国传统哲学的思想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表明了哲学分析方法对中国哲学研究的重要作用。

  当然,以上综述并非能够完全覆盖40年来中国分析哲学的研究概貌,由于材料上的限制,难免会挂一漏万。但从以上的问题研究中,我们大致可以看出中国学者在分析哲学领域中的四种研究路径:历史路径、视角路径、问题路径和方法路径。

  其一,“历史路径”,即注重对分析哲学历史的研究,特别是从人物研究入手,试图展开与分析哲学家思想的对话。对哲学家思想的全面深入研究,这是哲学史研究的主要路径,其目的是揭示哲学家思想的真实意图,发现哲学家思想中的核心问题,推进对哲学家思想的准确理解。这种哲学史路径是与我国哲学研究的一般路径相一致的。正如恩格斯指出的:研究哲学首先从哲学史入手,这是学习哲学的最好途径[37]。从哲学史的角度讨论分析哲学,这可以被看作是分析哲学研究中的外部问题。目前,对分析哲学史的研究已经成为国际分析哲学研究领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分析哲学史学会”的成立、《分析哲学史研究》杂志的出版以及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设立“分析哲学史分会场”,这些都反映了当今国际分析哲学史研究已经蔚然成风。然而,这种研究路径还属于哲学史研究的范畴,没有进入分析哲学研究的内部问题。

  其二,“视角路径”,即从中国哲学家的视角对分析哲学中的重要问题提出自己的独特理解,试图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观点。这里的“中国哲学家的视角”并非是指从中国传统哲学出发,而是指当今中国哲学家们已经具备的哲学视角,这些视角包括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传统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的不同理解。从理论研究的方面看,这样的中国视角试图超出哲学史的研究路径,有意识地进入到分析哲学的内部问题研究。但遗憾的是,这样的研究路径依然属于外部问题研究,尚没有真正触及到分析哲学的内部问题。而且,以这样的视角对分析哲学领域的人物思想和问题所做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还限制了我们对分析哲学问题的理解,或者说,限制了我们真正进入分析哲学的内部问题。

  其三,“问题路径”,即从当代分析哲学的前沿问题入手,与当代西方分析哲学家展开有效的对话交流,直接进入分析哲学的问题研究。这是一条真正的问题研究路径,国内学者在这个方面已经开始工作,并取得了一些显著的成果。问题研究应当是分析哲学研究的主要内容。虽然分析哲学问题涉及到西方哲学的许多重要方面,但分析哲学家对这些问题的处理方式却是独特的,即分析的和论证的。这里所说的“分析的”是指,这种哲学强调以概念意义的澄清为讨论问题的前提,以对问题讨论的原则界定作为研究的基本出发点。这里所说的“论证的”是指,这种哲学的讨论方式是推理式的,强调推理的前提与结论之间的逻辑自洽性。这样的讨论方式使得我国学者能够直接进入分析哲学问题本身,并在前沿问题领域展开与国际学者的对话交流。

  其四,“方法路径”,即运用分析哲学方法处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问题以及其他一般的哲学问题,力图使我们的研究成果达到概念清晰、论证充分、逻辑一致的目的。这种方法研究路径对我国的哲学研究来说也是最为有效的研究路径。目前为止,分析哲学在当代哲学研究中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运用,在我国的哲学研究中也始终被看作是一种研究方法。1988年创办的中英暑期哲学学院的宗旨,就是努力把分析方法作为处理一切哲学问题的基本方法;2010年《哲学分析》杂志的创办,也为哲学分析方法在我国哲学研究中的广泛运用提供了重要平台。

  经过40年的工作,我国的分析哲学研究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无论是在国内哲学研究领域还是在国际哲学界都得到了很高的关注和评价。我国的许多国家一级学会下设了与分析哲学研究相关领域的专业委员会,如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下设了分析哲学专业委员会、维特根斯坦哲学专业委员会、知识论专业委员会、实用主义哲学专业委员会等,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下设了科学哲学专业委员会,中国逻辑学会下设了逻辑哲学专业委员会,英汉语比较研究会下设了中西语言哲学专业委员会,等等。全国分析哲学研讨会从2005年起至今已经举办了十届,维特根斯坦哲学国际研讨会也举办了三届,其他分析哲学领域的专门会议、工作坊以及专题报告等更是不计其数,参加各类会议的人数也在逐年增加。国内从事分析哲学研究的学者出国参加国际会议、在海外发表英文学术论文以及出版学术著作等,更是增强了我国分析哲学研究的国际影响力。我本人被推选为国际分析哲学史学会执委,就是这种国际影响力的证明。可以说,分析哲学研究已经成为国内哲学研究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与国际分析哲学研究的现状相比,我国的分析哲学研究依然存在许多问题,面临许多挑战。这些问题和挑战有些是与我国目前的研究范围和研究方式有关,有些是与当代西方哲学的发展有关。具体而言,这些问题主要分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分析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中国传统哲学的关系问题;另一方面则是分析哲学与西方传统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当下的主导哲学思潮,这种哲学是以唯物辩证法为主要方法,以建立在实践概念基础上的唯物史观为主要内容。这是一种历史主义的哲学,因而强调的是思想观念的历史演变,力图建立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说明。但这种说明似乎没有关照概念自身的发展,更没有讨论概念之间的逻辑联系。如何用分析的方法处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概念意义及其相互关系,这就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中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部分。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有一种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用概念分析的方法处理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中的概念意义以及这些概念与当代社会之间的实践关系,这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重要内容。然而,这种研究由于缺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立场,仅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一种理论形态和学术观点,因而无法真正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概念的涵义。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历史,我们已经积累了大量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资料和研究成果。因此,我们完全有可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概念分析和逻辑重建,以便更好地彰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实意义。但要完成这个工作,还需要两个方面的准备:一方面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面理解,努力从概念上找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谛;另一方面是对概念分析技术的掌握,努力学习逻辑分析和语义分析的基本方法。从目前国内的研究现状看,我们似乎在这两方面的工作都还有很大的努力空间。

  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中国传统哲学研究目前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校雠学(校勘学)等小学部分,通常被看作是用文本解析方式研究传统文献的重要手段。由此,人们认为,中国传统哲学中就包含着概念分析的内容,或者说,我们完全可以用概念分析的方式去处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各类范畴。例如,张岱年的《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1987)就是一个范例。从国内已经举行的多次“分析哲学与中国哲学”研讨会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学者们开始试图以分析的方式研究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问题。的确,中国传统哲学研究的主要文献依据是历史典籍,研究的主要方法就是从这些文献典籍中揭示微言大义,找出思想线索。根据中国传统哲学研究的这种特点,我们完全可以从语言分析出发,从界定哲学家们的概念用法入手,通过重新完善哲学家们的论述方式,寻找古代哲学的逻辑线索。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中国传统哲学建构为一种语言哲学。但是,目前国内的中国传统哲学研究基本上采用的还是所谓三观法,即宏观总览、中观考察、微观辨析,总体思路上还没有摆脱“中体西用”的研究框架,无论是“反向格义”还是“以西释中”,都试图用西方哲学研究路径解读中国传统文本,并最终说明中国传统哲学的特殊性。严格地说,根据这种研究方式得到的最多是具有历史考古意义的文献学诠释,而不是对中国传统哲学问题的现代理解。

  由于中国哲学学科建制最初依赖于西方哲学的思想格局,因而,国内对西方哲学的研究始终被看作是哲学研究的主要部分。国内哲学界对哲学概念的基本理解,最初也是来自欧洲近代哲学,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这就可以理解中国当今哲学的主流观念依然是以西方传统哲学观念为主导。然而,这种对哲学的古典理解方式与当代西方分析哲学之间存在很大差异。由于分析哲学的产生就是与西方传统哲学在研究方式和论题概念等方面的决裂,因此,如果我们依然坚守西方传统哲学的观念,就很难理解分析哲学,也很难理解西方当代哲学的发展。这就需要我们在西方哲学研究中放下传统哲学的身段,努力进入当代哲学的话语方式,尝试以不同于以往研究的思路去理解西方哲学的当代发展,理解分析哲学的基本方法和思路。

  不仅如此。如果我们不了解分析哲学的发生和发展,我们也无法理解当代欧洲大陆哲学。事实上,欧洲大陆哲学的兴起与分析哲学的起源有着密切的思想联系,而且,当代西方哲学中这两种哲学传统的分野,也与分析哲学自身的发展有着密切联系[38]。国内目前从事分析哲学和欧洲大陆哲学(特别是现象学、诠释学等)研究的学者们开始有意识地从这两种哲学的源头上寻找它们之间对话的可能,力图说明这两种哲学传统之间的思想联系。但由于对哲学概念的理解分歧,对哲学研究方法的理解各异,学者们之间的隔膜并没有消除,理解上的障碍依然存在。这些都会妨碍国内的当代西方哲学研究进展,也使得国内哲学界无法与西方哲学界展开有效的对话交流。

  当然,分析哲学研究在当下中国哲学研究中面临的这些挑战,并非仅仅属于分析哲学研究中的问题,也是整个当今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问题。如何在各种哲学传统和哲学方法中寻找自己的立身之地,这是所有当今哲学研究者需要思考的迫切问题。所以,当今中国的分析哲学研究还任重而道远。

  [1]胡军:《分析哲学在中国》,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导论,第1页。

  [2] 张岱年、蒙培元:《20世纪中国的哲学研究》,载《20世纪中国学术大典·哲学》,汝信、陈筠泉主编,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7页。

  [3] 江怡:《分析哲学研究》,载《20世纪中国学术大典·哲学》,第195页。

  [4] 陈波:《分析哲学的价值》,《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4期,第63页。

  [5] 江怡:《分析哲学在中国》,《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第62-63页。

  [6] 王路:《弗雷格关于意义和意谓的理论》,《哲学研究》,1993年第8期,第62页。

  [7] 陈启伟:《重议罗素对布莱德雷否定关系的批评》,载《分析哲学:回顾与反省》,陈波主编,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58页。

  [8] 洪谦:《关于逻辑经验主义——我的个人见解》,载《哲学译丛》,1987年第5期。后收入洪谦:《论逻辑经验主义》,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71-83页。

  [10] 江天骥:《知识、语言和行动——维特根斯坦与近代哲学的困境》,载《哲学研究》,1999年第3期,第21页。

  [11] 涂纪亮:《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观》,载《分析哲学:回顾与反省》,第413页。

  [12] 洪汉鼎:《á逻辑哲学论?对维也纳学派的影响和经验主义的解释问题》,载《哲学研究》,1987年第9期,第56页。

  [13] 江怡:《维也纳学派究竟从维特根斯坦那里得到了什么?》,载《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9年第1期,第8-15页。

  [14] 邱仁宗:《卡尔·波普尔和卡尔·马克思》,载《自然辩证法通讯》,1995年第4期,第10-15页。

  [17] 林正弘:《论波普尔的基本陈述句》,载《自然辩证法通讯》,1989年第1期,第15页。

  [18] 刘晓力:《哥德尔对卡尔纳普的批判》,载《分析哲学:回顾与反省》,第146页-150页。

  [19] 陈晓平:《对塔斯基“真”理论的批评与重建》,载《逻辑学研究》,2014年第2期。

  [20] 陈波:《蒯因的“两个教条”及其影响》,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第84-94页。

  [21] 陈波:《存在“先验偶然命题”和“后验必然命题”吗——对克里普克知识论的批评》,上、下,载《学术月刊》,2010年第8期、第9期。

  [23] 叶闯:《克里普克语言理论再思考:语义值的刻画与指称的确定》,载《哲学门》,2001年第2辑。

  [24] 陈嘉明:《专名、摹状词与葛梯尔问题》,载《世界哲学》,2008年第6期,第18页。

  [26] 唐热风:《意向行动与信念》,载《哲学动态》,2016年第11期。

  [27] 陈亚军:《论知行之辨的三条路径》,载《分析哲学:回顾与反省》(第2版),第259-267页。

  [28] 王文方:《抽象与具体事物的区分》,载《分析哲学:回顾与反省》(第2版),第268-280页。原文出自他的《形上学》,台北:台湾三民书局,2008年版,第8章。

  [29] 刘松青、韩东晖:《规范性的本质与规范判断内在主义》,载《哲学动态》,2016年第8期,第74页。

  [30] 郑宇健:《规范性的三元结构》,载《世界哲学》,2015年第4期,第115页。

  [31] 叶峰:《一种物理主义的数学哲学》,载《科学文化评论》,2008年第4期,第5页。

  [32] 刘靖贤:《濠梁之辨的共鸣解释》,载《分析哲学:回顾与反省》(第2版),下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94页。

  [33] 周柏乔:《分析哲学的一支中土异军》,载《分析哲学:回顾与反省》(第1版),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46-347页。

  [35] 方万全:《真理概念与先秦哲学——论陈汉生的观点》,载《中国哲学与文化》,刘笑敢编,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7页。

  [36] 冯耀明:《中西哲学中的思想实验》,载《分析哲学:回顾与反省》,第387-388页。

  [37]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页。

  [38] 江怡:《重新审视分析哲学与欧陆哲学的分野》,载《哲学动态》,2018年第1期,第64-69页。